（一）2010年，本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
中国的现代化，又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路口。
“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战争以及难以名状的事件后，中国人正准备拥抱久盼的梦想，那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当世界以慨叹的目光，打量这个追赶者60余年砥砺奋发的身影，“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也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中国必须做出抉择。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新的远见开始凝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传统发展方式“软肋”尽显。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的任务迫在眉睫。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2010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新的认识飞跃升华。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现实的难题，在过去一年以前所未有的峻切，期待我们的破解之道。这一年，我们不仅有发展速度的V型反转，更有发展方式的切实突破。国际舆论敏感地指出，“这个以接近10%的速度飞翔了30年的国家，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GDP的构成和质量。”
多一些历史眼光的人还发现，如同当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无比艰难却无比坚定；今天，这个发展中大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履，同样艰难也同样坚决。
若干年后人们会看到，来自经济领域的这场深刻变革，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
（二）这一抉择，始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源于不变不行的现实忧患。
“金融危机引发的‘传染病’使众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倒下，中国也面临‘失去免疫力’的危险。假如没有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低点可能会降至1%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
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陷入泥沼，危机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不同，中国的金融业健康稳定，对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毫发未损，为什么我们也在这场冠名“金融”的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方式上。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必然因为出口的自由落体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够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样的发展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双碰头”，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振效应。“虽然金融风暴没有正面冲击中国，但‘发展方式病’的存在，还是使这个庞然大物趔趄了一下”。
“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党中央果敢科学的判断，坚定了人们以变革促转型、从危机看生机的决心。穿越漫天怒吼的金融风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开始酝酿初现形态的 “质变”，预示着中国现代化历程上的重要转折。
（三）自18世纪下半叶，蒸汽机吐着白气推开现代化大门以来，人类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嬗变。
在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新老大国次第亮相，演绎了各具特色的发展篇章，这当中有一条堪称规律的结论：一个国家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让经济发展方式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时代潮流、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
近300年的世界现代化史，就是一部发展方式的更新史。正是依靠工业革命，转向工业立国，才使英国这个孤悬一隅的小岛，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成为跨越两个世纪世界发展的领头羊。正是重视科技发明、信奉“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才使美国这个原本照搬欧洲技术的学生，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抓住机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以不断创新的方式增强综合国力、巩固超级大国的地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经济高速起飞，但由于未能在收入分配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及时转型，其人均收入长期阻隔在6000美元的“玻璃穹幕”中，掉进了“拉美陷阱”。同一时期，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高速推进，却忽视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企业发展仍以政府为主导，致使一个个“超大企业”缺乏创新活力，技术多停留在模仿层面，陷入了“日韩困境”。
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在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上，不变则罔，不进则退，这条两百多年来锤炼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理念。
国际金融危机波澜未平，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就已悄然涌动：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来”；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前奏，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力量对比，重构全球的经济政治版图。
此时此刻，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能否拥有新的引擎，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四） 新中国成立前的200年，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落伍者。现代化之于中国，有梦却无路。是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人的梦想有了清晰的“时间表”：用10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
60年过去了。从中国人用的火柴、煤油都姓“洋”，到不少人离开“中国制造”就将失去舒适的生活，中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跨越。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300年，才使10亿左右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仅用了60年，就将13亿人带入工业社会，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传奇。
今天，进入现代化的“下半场”，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内外环境、增长动力与机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保持原有发展方式不转变，未来40年我们将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
这是一条外向发展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危险往往在危机结束之后”，国际金融危机渐行渐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却有待时日，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将有所上升、消费率继续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甚至会相对收缩。那种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大进大出”的传统发展方式，不仅会加大风险，而且在未来难以持续。只有将经济发展更多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才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中国的人均资源能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却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暴饮暴食”型的发展方式，不仅我们自己的国情不允许，全球的资源容量也难以承载。另一方面，我们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如果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碳排放”将成为无法飘散的忧虑，不仅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不利于中国对环保这一人类共同责任的主动担当。
这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国际产业分工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如果不能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中国将长期停留在“U”型曲线的中间段，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随着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所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这是一条人的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当今时代，百姓热切盼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盼望公平化、绿色化、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科院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将遇到资源环境压力、发展不均衡等挑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现有“历史经验”走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为4%。
环顾全球，曾经成功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不少，但真正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持续不断进行下去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在迈入现代化进程后，最初的发展势头相当不错，但后来却出现停滞，甚至发生逆转，关键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对发展方式作出调整。
飞速发展30多年之后，中国走到了这样的关口。党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的深刻洞察——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五）命运不关乎机会，而关乎对机会的把握和选择。20世纪以来，中国曾有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
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制度转型，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一次重大抉择。
30年前，我们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恢弘巨幕，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我们这个曾占据人类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老民族，在落后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多世纪后，赶上了现代化的最新浪潮。经济体制转轨，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二次重大抉择。
今天，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出发，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又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并以国家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大抉择。
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方式转变。三次变革，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源于不同历史环境，反映了我们党引领中国发展进步能力的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如果说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造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的辉煌成就；第二次“经济体制”抉择，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那么这次 “发展方式”抉择，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仅仅涉及经济增长，它同时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实质上“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在我们党总体战略布局中，“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8个“加快”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深刻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性战略意义。
（六）机遇稍纵即逝。
转变发展方式是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成功应对这个挑战，就能保持现代化的连续性，否则，发展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道路会越来越艰难。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党中央就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进入新世纪，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更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多年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有一定成效，但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呈粗放状态。“GDP崇拜”在一些地方仍驱之不散，重速度轻效益、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财富增长轻民生投入的现象还在一些领域存在。特别是当前，转变的步伐更明显落后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挑战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久推难转”、“转而不快”，充分反映了转变的艰巨性。
在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那些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自然会受到某种激励，尽管这些地区发展效益、质量并不显著，甚至环境污染严重；
在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代价的背景下，企业总是能够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并赚取高额利润，自然不会去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以发展速度和规模论成败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下，一些地方表面上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得再高，也有可能还是紧盯速度，“好”让位于“快”。
没有体制的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每一个具体的转变，都要面对深刻的利益调整，也可能会带来新的矛盾问题，甚至暂时看不到明显的成效。加快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关键在于扎扎实实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历化蛹成蝶的阵痛之后，我们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
（七）人类历史上堪称历史时代的时期，是那些具有贯通的主题、出现巨大历史变化的时期。1949年以后的中国无疑是这样的时期，这60年，新中国全面铺陈了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并以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亿万中国人万众一心的激情演绎，将这个主题书写成举世瞩目的国家传奇。
2010年初，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这样评述：“置身中国，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确信，当历史学家回顾21世纪头十年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经济大衰退，而是中国的绿色大跃进”。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个善于捕捉时代变化的观察家，在中国现代化路程上看到了什么？
每一次重大的危机，往往带来调整的机遇；每一次抓住机遇的变革，都会酝造影响深远的变局。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我们一定能在深化改革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新跨越。
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的使命，我们将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的中国时代。
（作者：人民日报任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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